伊藤诗织方的回应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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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对伊藤诗织及现任代理律师回应电影《黑箱日记》所引发争议的中文翻译，也包含了伊藤的医生以及好友安藤菜津纪的评论。
以下中文翻译的日语原文请参考此链接：映画『Black Box Diaries』をめぐる記者会見・声明な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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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诗织的回应
致今日出席的各位记者
感谢大家今天莅临现场。然而，尽管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因身体不适经医生建议无法出席，深表歉意。
借此机会，我想向大家说明我制作这部电影的经过。此外，我也想对在电影制作过程中给相关人士带来的不便表达歉意，并在此说明后续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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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作《Black Box Diaries》的理由
这次，我花费九年时间完成了纪录片《黑箱日记》并被提名了奥斯卡奖。然而，这部电影并不是单纯描绘我被性侵受害经历的作品。我在这部电影中希望传达的，是性侵事件发生之后的社会问题。
例如，在受害之后，警察迟迟不愿接受我的报案。尽管不断被侦查警官告知“这种事情很常见，就忘了吧”，我仍拼命恳求“在删除监控录像之前请让我确认监控摄像头拍到的影像”，并颤抖着双腿前往性侵案件发生的酒店。
在监控录像中，我看到了自己在失去记忆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像一个人偶一样被拖拽的样子被拍摄了下来。在看到监控录像后，终于有人对我说“这是犯罪行为”，调查终于开始启动。然而，当得知对方是TBS华盛顿分局局长时，警察却对我说：“你的人生会因此毁掉，最好放弃。”并且我还被要求与真人大小的人偶在地板上演示性侵现场的情景，并被几名男性侦查警官拍下了这些画面。
最终，我无法继续工作不得不休职。尽管侦查终于取得了进展，但在逮捕加害者的最后关头，警视厅刑事部长却在成田机场叫停了抓捕行动。
怀揣着对110年来未曾改变的刑法的思考，我希望能够推动改变，于是请求重新侦查，并将自己的受害经历公之于众。
由于家人强烈反对我公开受害经历，我最初在记者会上隐去了自己的姓氏。然而，很快我的姓氏就在网络上被曝光，随之而来的是诽谤、中伤和威胁。我无法继续住在日本，只能搬到伦敦生活。
在伦敦遇到了共同制作电影的伙伴后，我回到了日本，继续拍摄工作。
从我人生发生改变的那一天起，已经过去了十年，刑法也发生了变化。#MeToo运动在全球掀起了浪潮，日本对于性犯罪的报道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如果最初我的受害报告就被受理，调查得以正常进行；如果警视厅刑事部长没有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叫停逮捕行动；如果我未曾经历过作为受害者发声的痛苦；我或许不会制作这部电影。
社会和法律对性暴力事件幸存者的支持程度，会极大地影响其之后的恢复速度。我深刻地感受到，性暴力并不是“受害者”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与创伤共存。而我学到的一点是，创伤与诽谤中伤是最糟糕的组合。
无论遭受多么冷漠的言语攻击，我都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因为如果我在公众面前哭泣或表现出痛苦的样子，会对其他幸存者产生负面影响。然而，我还是感到极限已至，甚至一度采取了行动想结束自己生命。电影中描绘了这一切。
在医院醒来的时候，我似乎立刻用手机开始拍摄医院天花板。由于意识模糊，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拍摄过这些内容。这些影像是在编辑工作开始一年后，由编辑从我的手机中发现的。
这些影像是我本来不想放入电影中的内容之一。我不想让虽然反对却依然支持我的母亲和父亲看到这些画面。作为幸存者，我也不想将其放入电影。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记者，我多次犹豫是否应该仅凭我个人的主观视角来制作这部电影。
然而，当我看到这些在医院的影像的瞬间，作为导演，我对自己承诺，在完成这部电影之前，我一定要活下去。
因为无论多么痛苦、多么想结束一切，我都确信自己真正想要的是活着并传达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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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歉与今后的应对措施
我要向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冒着风险提供证言的出租车司机和酒店门童表达衷心的感谢。他们对我来说是英雄。
电影中最初包含了门童提供证词后我与西广律师的电话录音，其中涉及到律师提出的建议：“酒店可能会阻止此事。”在未征得本人确认的情况下使用了这段音频，并因此伤害到了西广律师。我对此深感歉意。
此外，我对未征得本人同意使用影像的各位深表歉意。在最新版本中，我们已对所有内容进行了处理，以确保无法识别到具体个人。未来在海外上映的版本也会尽力做出替换和调整。
我还要向众多提供宝贵建议的支持者表达诚挚的感谢。诸如“希望在采取适当措施后再公开电影”的意见，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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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控录像的使用
酒店的监控录像是唯一能够从视觉上证明我遭遇性犯罪的证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影像，警方才开始采取行动。
将这些影像用于电影由于未能获得酒店的许可。因此在使用这些影像时，我们改变了酒店的外观、内饰以及出租车的形状。然而，加害者山口和我的行动轨迹无法被改变，因为那样会扭曲事实。对此，我接受来自各方的批评，这是应当的。尽管如此，基于公益性，我还是决定将这些影像使用在了电影中。
这些影像确实记录了性侵的过程。然而，在没有看到这些影像的情况下，社会上却充斥着否定性侵事件的诽谤与中伤。关于如何处理手头的影像，我思考了很多年。但为了揭示被隐藏在黑箱里的性侵事实，这些影像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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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对大家说的话
通过这部电影，我遇到了很多观众。我深刻地感受到，即使是在比日本刑法更为先进的国家，大多数人仍然在社会和社区中承受着相同的痛苦。
这部电影聚焦的主题是性暴力与权力。这并非是一个所有人都愿意直视的主题。
最后，我的愿望是，希望大家能够观看这部电影，并展开讨论。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写给日本的一封情书。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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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诗织现任代理律师的说明
由于身体不适伊藤诗织女士被医生建议停止活动，本次记者会取消。以下是作为代理人发表的评论。
第一点，关于监控录像的使用。
首先，本电影中使用的并非酒店提供的监控录像的原始影像（原版）。2023年12月，前代理律师提出意见，认为不应在诉讼以外的场合使用酒店监控。因此，我们通过CG技术对酒店的内饰、外观、出租车的形状以及山口的样子进行了加工，并在屏幕上用英文标明这些影像并非酒店监控的原始影像。
随后，根据2024年7月与原代理律师团西广律师等人的协商，在最新版本中，我们在画面上也用日语明确标注这些影像并非酒店监控的原始影像。然而，即使是重新制作的影像中，仍然使用了酒店原始影像的一部分。这部分内容包括：山口将醉酒状态下无法下车的伊藤从出租车中抱出，并将无法自行行走的她拖到酒店入口的动作。
这是因为，这段影像是唯一能够从视觉上证明伊藤遭受了没有性同意的性暴力事件的证据。即使在一审胜诉后，伊藤小姐至今仍在线上线下遭受“她是个骗子”等诽谤和中伤，扭曲事实中伤其为自愿发生性行为。仅凭民事诉讼的胜诉并未能完全救济伊藤小姐的处境。尤其是在本案中，酒店的原始影像作为证据提交时并未受到阅览限制，而伊藤小姐遭遇性暴力翌日自行走出酒店的影像却在审判期间流出网络，并被用作她“有性同意”的证据。这段影像至今已在网络被播放数十万次，成为网络暴力的主要原因。
伊藤因恐惧无法继续留在日本，甚至连打开邮件都变得困难，日常生活和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因此，在对山口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伊藤不得不对网络匿名中伤诽谤者等也提起了数起民事诉讼。这些诉讼的代理律师是佃克彦先生。
如果将山口和伊藤的实际动作改为诸如动画影像等其他形式，那么完全无法消除这些对伊藤小姐的质疑。
此外，本纪录片的目的是通过影像向社会揭示性侵的真实情况，以及对于性侵的防范和救济在法律和社会层面上极其艰难的现状，并推动改变。因此，展示本案性暴力现场的珍贵影像具有重要的公益性。这些影像都表明，这样的事件确实发生在社会上众多人的眼前，却未能被阻止。即使在事件发生后，这样明确的性犯罪仍因权力被掩盖，受害者不得不承受巨大的二次伤害并提起民事诉讼，同时持续面对死亡的痛苦。
另一方面，酒店方面有保护顾客隐私的商业利益，但与2018年签署承诺书时相比，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监控录像在审判期间处于任何人都可以查看的状态，提供影像的酒店名称也已经被多次报道，成为公开的事实。更重要的是，通过法律审判，本影像已被确认为性暴力现场的证据。基于这些情况的变化，从伊藤本人及性暴力受害者救济的公益性角度出发，综合比较两者的利益，即使本案影像被认定为酒店的原始版本，使用酒店原始影像的一部分也应该被容许。
关于这一点，前代理律师主张，如果不遵守与酒店当初的承诺，未来可能无法获得酒店的合作，从而影响今后对性侵受害者的救济。然而，监控录像本身是为了防止在酒店内发生犯罪而设置的，根据现行法律，如果监控录像是性暴力事件的证据，在有文书提交命令（民事诉讼法第220条、第231条）的情况下，酒店必须予以配合。
实际上，像伊藤这样既是性暴力受害者，又是影像记者，同时记录自己的斗争过程并将其制作成纪录片，向世界公开自己的被害现场并提出问题的行为，是全球首例。伊藤使用了酒店提供的部分影像制作电影，并不意味着其他性暴力受害者会采取同样的行动，这种推测并不合理。
此外，根据联合国《商业与人权》的相关指导原则的观点，酒店有责任预防在其设施内发生的人权侵害，并在发生时提供救济。如果酒店以“实现社会正义”为目标，就应该支持对性暴力受害者的救济，而不是站在酒店商业利益的立场上，拒绝与受害者合作并为此种行为进行辩护，这种做法是本末倒置的。
第三点，关于侦查员警官A的声音处理。前代理律师在2024年10月的记者会上表示，警官A的发言未经许可且未经过变声处理就被使用，但实际上，从一开始所有警察的声音都经过了处理和修改，这与事实不符。伊藤女士已在2024年7月与前代理律师的协商中对此进行了说明。
此外，警官A的行为不符合《公益举报者保护法》第2条中的“公益举报”定义。警官A向受害者伊藤小姐解释了逮捕令已签发但因上级指示未能执行的侦查情况，并劝她放弃，但并未向警察机构内部、媒体或公共机构举报这一情况。实际上，当伊藤请求警官A协助诉讼时，对方提出了“如果你能养活我”等要求后拒绝了她。
伊藤因受害报案迟迟未被受理，在感受到案件存在可能就此被掩盖的危机后，作为性侵受害者开始记录与案件相关的所有音频。与警官A的对话是侦查官向犯罪受害者说明侦查情况的内容，这是否能被视为新闻采访的信息源也存疑。
在电影中使用了警官A的话，能展示出本案作为一个明确的性犯罪却被权力掩盖的事实，具有显著的公益性。
然而，考虑到警官A作为协助者的一面，自2024年7月与西广律师方面协商后，最新版本中对其声音和形象进行了进一步加工。
第四点，关于前代理律师的影像和声音的使用。
2017年10月，伊藤与包括西广律师在内的前代理律师团队签署了协议，允许BBC为制作伊藤的纪录片进行拍摄，并许可将其用于其他媒体。在此基础上，2023年12月向前代理律师们展示了实际使用的影像，并取得了确认。另一方面，与西广律师的电话进行录音是由于伊藤日常采用自我纪录片的方式，每天记录自己所有行动，因此录下了电话中另一方的声音。但由于电影中没有对方出镜的影像，遗漏了对这段音频的事前使用许可。这是伊藤的失误，她已在2024年7月31日与西广律师等人的协商中为此道歉，并提出删除该部分内容。尽管西广律师未对此建议作出回应，但该部分内容已于去年8月被删除。
第五点，关于未经许可使用第三方影像和音频而引发问题
在新版本中，已对相关内容进行了适当处理，以确保无法被识别到个人身份。同时，我们已与相关人士取得联系，正在努力解决问题。今后如果发现类似问题，将以现任代理律师为窗口，真诚地致力于问题的解决。
最后，关于与前代理律师的关系
前代理律师在伊藤性侵受害的救济过程中多年来付出了很多努力，伊藤从内心非常感激，也一直希望修复因其解释不足和失误而导致恶化的关系。为此，伊藤方面始终寻求与前代理律师进行协商。目前已向律师协会申请了纠纷调解，目标是通过直接对话解决问题。
2025年2月20日 伊藤诗织代理律师 师冈康子律师 神原元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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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井院长的说明
我是楡之木诊所的院长长井。在诗织的诉讼中，我作为医生，略尽微薄之力，特别是针对迷奸药物造成的伤害，我撰写了意见书并参与了治疗。
基于这一立场，我想就此次电影发表一些看法。
首先，正如大家所知，性暴力犯罪通常发生在没有他人目击的情况下，因此很难获得证人或客观证据。如果受害者有意识，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记忆进行抗争。但如果受害者失去了意识或记忆呢？如果因为酒精或药物而失去意识，他们又能以什么为依据提出控诉呢？请试着想象一下，如果自己在不知情的状况下遭受了性暴力，犯罪导致的受害确实发生了，但却没有记忆。这种绝望感和无力感是难以想象的。我曾遇到过这样的受害者，而诗织就是其中之一。
但她拥有客观证据和偶然的证人。在这样的犯罪案件中，这无疑是一个奇迹。
关于酒店的监控录像
这段影像记录了诗织和山口到达酒店时的情景：诗织被山口从出租车中拖出，穿过大厅被带往酒店房间。在这段影像中，诗织完全没有意识，步伐不稳，身体前倾，仅靠山口的支撑勉强站立。这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人的状态。
另一方面，山口的动作非常奇怪。起初，我在第一次观看这段影像时只注意了诗织的动作，并未注意到山口，但在第二次、第三次观看时，我发现山口的动作非常异常。简单来说，他的动作完全没有犹豫或多余的行为。通常情况下，如果同行者失去意识，人们会感到慌乱，至少会在下出租车后会尝试让对方接触外界空气，或者靠在出租车上试着站立。然而，山口完全没有这样的表现。当出租车停下时，他只是瞥了一眼诗织，就迅速将她和行李拖出车外，甚至没有看她的脸，径直以极快的速度走向酒店入口。换句话说，山口似乎早已预料到诗织会失去意识。我个人认为他可能涉及使用酒精或药物，但无论如何，他这种毫无犹豫和多余动作的表现非常奇怪。
这段影像完整地展现了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对比。我有幸看过这段影像的原始版本和电影中经过处理的版本。原始版本是为了撰写法庭意见书，通过律师的途径我观看到的。电影中的使用的版本已经经过了相当程度的处理，如果再进一步加工，可能会使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对比变得难以理解。我认为，这段影像对于揭示社会上几乎无人知晓的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性暴力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这部电影是诗织以身心为代价制作的，我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它。
同时，我也了解到，目前围绕这段影像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尽管我未能完全掌握所有细节。
我是在去年12月得知此事的。我对制作影像等创意领域的工作完全不了解。不过，我听说导演以自身为主体的影像作品在全球范围内非常少见。诗织花费了数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工作。我认为她承受了巨大的内心挣扎，因为她一个人同时既是受害者又是创作者。
作为受害者，她可能会有一种冲动，想要毫无约束地喊出所有的愤怒和谩骂之词。同时，她可能也希望坦率地展现自己，告诉世人以及善意的支持者们，所谓“理想的受害者形象”并不存在。受害者也在日常生活中努力活着，他们会笑，会喝酒，会喧闹（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因为我在与受害者接触中发现，“理想的受害者形象”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符）。另一方面，作为创作者和记者，她可能觉得自己必须遵守职业规范。在这两者之间，她可能一直在挣扎和摇摆。
2025年1月，当诗织接受诊疗时，我看到她疲惫的表情，觉得她仍然深陷这种内心的挣扎。我甚至想过是否应该通过医嘱让她休养2-3个月，以便让她能够得出自我接受的结论。然而，诗织最终未能为自己创造一个平静思考的时间、过程和环境。
此外，我之所以坚持关注无意识状态下的性暴力，是因为在诗织的诉讼中，尽管强奸行为被认定了，但关于强奸药物的使用却未被认定，反而因提出这一点，诗织被以名誉损害为名处以罚金。正如我在开头提到的，在这场诉讼中，我与旭川医科大学法医学讲座的清水惠子教授、山口大学医系研究科法医学讲座的藤宫龙也教授共同提交了意见书，证明此案中使用了药物。然而，这些意见书未被提及，案件结果就已作出。我认为这是现行司法制度的局限，但我也认为不能就此放弃。于是，在2023年，我与明治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部堀口研讨班的堀口悦子教授及学生们合作，开展了一项关于迷奸药物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使用药物实施强奸并非罕见现象。药物在药店就能轻易买到，目前我们尚无法掌握这种使用迷奸药物的相关犯罪案件在日本的具体扩散程度，因此揭示迷奸药物实际情况的纪录片具有极大的价值。
未来，当类似事件发生时，这部纪录片对于受害者来说是一种坚持不放弃的鼓励。
同样，诗织也将这部电影视为写给未来女性的一封情书。我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接受并从中获得启发。
2025年2月18日 にれの木クリニック 院長 長井チ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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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藤菜津纪的评论
关于我（安田菜津纪）与伊藤小姐的关系，我想说明，她是我非常重要的朋友，也曾为我制作过《根之旅》的纪录片。因此，我在此所写的内容，不能完全被视为“第三方”的发言，但我希望在此分享一些目前我认为最低限度需要传达的信息。
《Black Box Diaries》是一部记录伊藤在遭受性侵害后如何继续生活的电影。目前，这部电影引发了各种问题的讨论，许多人可能因此感到担忧、困惑，甚至心情沉重，内心充满不安。
正如前述，原定于2月20日举行的诗织发言的记者会及会场内的修正版本的电影放映，因其身体状况问题及医生建议而取消。此外，这部电影尚未在日本公开上映，目前可能仍有一些未被揭示的内容。
正如伊藤在声明中提到的，电影中有她试图结束自己生命并在医院迷迷糊糊醒来的场景。作为幸存者，伊藤的“受害救济”仍然遥不可及，即使诉讼已经结束，她依然站在这片延续的痛苦之地。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她看起来很有精神”的评论，但我们是否会不自觉地忘记，仅凭社交媒体上可见的内容，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呢？
诚然，用“诗织是受害者，所以不应该批判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满分，无可挑剔”等极端言论来停止思考是不健康的。然而，目前令人非常担忧的一点是，为了提出问题而使用诸如“伊藤比毛毛虫还讨厌”“伊藤是怪物”等非人性化的词语。
以“质疑某人的行为问题”为目的，并不意味着可以侵害此人的人权。将“作为普通的日本人我认为……”这样的话语作为依据也令人感到言语的暴力性。此外，有时用“恩情”“感谢”等词语，会有一种强加于人的态度，这可能会产生一种支配性结构，这一点也需要慎重对待。
如果“伦理”“人权”问题是这一系列讨论的核心，那么无论是伊藤女士、前代理律师、相关人士，所有人都拥有各自的人权。希望所有进行讨论和发表意见的人能够再次以此为立足点。